论女人

阿图尔·叔本华

选自《附录和补遗·第二卷》中的第 27 章

在我看来，与席勒那字斟句酌、对仗工整的《女性的价值》一诗相比，约伊的这寥寥数语，却更道出了对女性的真实赞誉：​“如果没有了女人，那我们在人生的开始就失去了安全；在人生的中期就失去了快感；在人生的结尾就失去了安慰。​”拜伦以更感伤的笔触，在《沙尔丹那帕勒之死》第1幕第2景中写道：

人生之初，始于女人的怀中；
你最初的稚语，从她的嘴里学习；
你最初的眼泪，她给你抹去；
而当随从们厌倦了侍候，
那曾经引领着他们的人，
他临终的叹息，
则经常是诉予一个女人的耳里。

上述两位作者都表达了对女人价值的准确看法。

只要看看女人的形体就可知道：这样的形体并非为了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情而设计——无论在精神思想还是在身体力气方面。女人偿还其生命的罪责，其方式不是做事和有所成就，而是受苦，是生产孩子的痛楚、照料孩子的忧心，还有就是对丈夫的服从。对她的丈夫，女人应该是个耐心的、让人愉快的伴侣。最强烈的痛苦快乐以及力量展现，与女性无缘。女人的一生与男人的一生相比较，过得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没有意义和更加的悄无声息；从根本上不会更加的幸福，也不会更加的不幸。

女人很适合做我们孩提时的保姆和幼师之类，正正因为她们本身就是幼稚的、可笑的和短视的，一句话，女人的整个一生就是个大孩子而已，也就是说，处于小孩与男人之间的阶段。而成年男人则是真正的人。我们只需看看：姑娘可以与小孩嬉闹、跳舞、唱歌玩上一整天，然后再想想：如果换上是个男子，那这男子又会是何种样子——哪怕这男子本着最大的善意勉力而为！

对于年轻女孩们，大自然特意让她们拥有某种类似于戏剧学意义上的“瞬间一现”的舞台效果，因为大自然在短短的几年间给她们配备了太多的妩媚、丰满和美丽——虽然她们必须在余下一生为此付出代价。这样，她们也就可以在那几年里，尽量地吸引住男人的想象，让男人们神魂颠倒，身不由己地把照顾她们余下一生的烦心事诚实正直地接受下来。要让男人们走到这一步，单凭纯粹的理智思考看来是难以保证成事的。因此，大自然就以对待其所有作品的同样方式，把女人们装备起来，以让她们能有所需的武器和手段以确保其生存，并且在她们最需要这些武器装备的时候。大自然在这方面的行事是一贯吝啬的。正如母蚂蚁在交配以后就会失去其翅膀——因为翅膀从此以后就成了多余的，翅膀对于孵化幼蚁来说甚至是危险的——同样，女人在生产了一胎或两胎以后，一般就会失去其美丽。这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与此相吻合，年轻姑娘们在心里都把家务或者职业、事业视为次等重要的事情，甚至当成只是娱乐，因为她们把爱情，把征服男人视为唯一认真的事情。与此认真的事情相关的，还有穿衣、打扮、跳舞，等等。

一样东西越高贵越完美，那它就越迟越慢达致成熟。男人很少28岁以前就在理智和精神力方面达致成熟；而女人则18岁就成熟了。但女人的理性却因此捉襟见肘。所以，女性终其一生都是个孩子，总是只看到距离最近的东西，纠缠着现时此刻，把事物的表面现象视为事物本身，着重渺小的琐事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大事。也就是说，由于有了理性，我们并不像动物一样仅仅只是活在现时，而是也遥想过去，筹谋未来。由此，就有了人的远虑、筹划和不时的忧心。所有这些所带来的不论是好处还是坏处，女人都因其理性薄弱而不曾承受了多少。女人更是个思想上的短视者，因为她们那直觉性的理解力让她们锐利地看到了近在眼前的事物，但那些远处的东西，却不会进入她们狭隘的视野。因此，所有不在眼前的、所有过去的和将来的东西，对女人所发挥的作用都远远弱于对男性。正因为这样，才会产生了女人所更常有的、有时候几近某种疯狂的奢侈倾向。女人们从心里认为：男人的使命就是赚钱，而她们则是花钱。尽可能的话，在男人生前她们就是这样做的；在男人死后就更是这样了。男人把挣来的钱交给她们以维持家用，就已经让她们更坚信这一点了。所有这些虽然给女人带来了诸多不利，但却也给她们带来了这一好处：那就是女性比我们男性更多地活在当下此刻。因此，只要当下此刻还可以忍受的话，那女性就会比男性更好地享受生活。女性所特有的那种开朗也就由此而来。这一女性的特质，使她们很适合提升男性的心情，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给饱受忧患的男性以慰藉。

在困境之中或在处理棘手事情时，征求一下女人的意见，就像古日耳曼人所做的那样，并不就是不可取的，因为女人对事情的理解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她们的看法甚至别具一格，因为女人喜欢走最捷的途径以达到目的。总的来说，女人的眼睛只看到距离最近的东西。而男人则正因为这些东西近在眼前，所以眼光通常就会越过这些东西而盯在了远处。这样的话，就有必要让男人收回眼光以看清楚近在眼前的和简单的事情。还有就是，因为女人绝对比我们更实际和实事求是，所以，女人眼中所看到的也就是实际的情形，而不会更多。但男人在激情被刺激起来之际，轻易就放大眼前所见，或者添加想象出来的东西。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推论：与男人相比，女人对不幸的人或事，怀有更多的同情心和因此有着更多的关爱和感同身受。但在正义、公正、良心方面，女人却逊色于男人。这是因为女人的理性比较薄弱，所以，现时的、直观可见的、直接的现实之物，对女性的影响是强而有力的。对此，那些抽象的概念、既定的准则、下定了的决心、那对过去和将来，以及对并不在眼前的、还很遥远事情的考虑，甚少能够足以抗衡。所以，女人所具备的美德，就是排第一位的美德，亦即“仁爱”​；但对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德、对于“仁爱”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亦即对于“公正”​，她们却是欠缺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女人比作这样一种生物体：虽然具备了肝脏，但却没有胆囊。我建议读者阅读我的《论道德的基础》第17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女人性格中的根本弱点就是欠缺公正。这一弱点首要是出自上述的欠缺理性和反省；然后，这一缺点也由于以下这一原因而得到了加强：女人，作为弱者，其自然本性决定了她们并没有力量可倚，而只能运用狡诈，所以，女人有着本能的狡猾和那无法根除的说谎倾向。这是因为，正如大自然为狮子配备了利爪和尖齿，大象配备了长牙，野猪配备了獠牙，公牛配备了尖角，乌贼鱼则能喷墨把水搅混，同样，大自然为女人配备了作假的本领以自我保护。大自然虽然赋予了男性以身体力量和理性，但也同时以同样的力度给予了女人作假的天赋。所以，作假、伪装之于女性是与生俱来的。也正因此，女人几乎是不论贤愚，都特有这一本领。因此，一有机会就发挥这一所长，对她们来说就是最自然不过的，这就好比动物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马上就会动用其武器一样。女性们把运用狡诈，在某种程度上视为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力呢。所以，一个完全真实、不带伪装的女人，也许是不可能的。也正因此，女人很容易就能看穿别人的伪装，所以，对女人用上这些招数并不可取。从上述女人的根本弱点及其附带素质，产生出了虚伪、无信、忘恩、负义，等等。女人更经常地做假证。是否可以让她们出庭宣誓作证，是值得提出疑问的。不管在何处，都不时地发生这样的事情：有钱的贵妇人，其实什么都不缺，但却在商店里悄悄夹带、偷窃某样物品。

年轻、强壮和俊美的男子，其天然的使命就是完成人类繁殖的任务，目的就是人类种族不至于退化。这其中就是大自然的坚强意欲，而这些男子对女人的激情，就是此意欲的表达。在男子们年富力强的时候，这一法则是优先于所有其他法则的。因此，如果有哪些人把权利和利益什么的置于这一法则之前，那这些人可就倒霉了，因为不管这些人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一有机会，什么权利啊利益的，都会被无情地粉碎。这是因为女人那秘密的、不曾说出口的、并且的确是不曾意识到的、但却是与生俱来的道德诫命，就是：​“有人误以为勉强照顾了我们这些个体的生活，就因此拥有了对种族的权利。我们欺骗这些人是有着正当理由的。种族的构成和因此种族的福祉，交到了我们的手里，由我们小心掌握，因为下一代是经由我们生产。我们要认真地行使这一权利。​”但女人们完全不是在抽象中，而是在具体中意识到这一最高的基本法则，并且对此法则的表达，不外就是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女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此，她们的良心不安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种程度，因为在女人的内心最黑暗深处，她们意识到对某一个体的不守信用，只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对种族的责任而已，而种族的权利则比个体的要大得多。对此更详细的讨论，参见《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44章“论性爱”​。

因为从根本上，女人们只是完全为了繁殖后代而存在，她们的任务就是如此，所以，女人们无一例外地活在种族、而不是活在个体之中：女人对种族的事情比对个体的事情更上心。这让女人的整个本质和活动都带有某种轻率、肤浅和鲁莽的特性，以及某种与男性从根本上不一样的方向。而婚姻当中那男女间已是习以为常的分歧和矛盾，也就由此产生。

男人与男人之间，天生的只是漠然；但女人与女人之间，天生就已经是敌意。这无疑是因为“同行如敌国”的缘故。在男人之间，这种“同行”竞争就局限在他们各自的行业；但女人与女人之间这种“同行”竞争，却包括了全部的女性——因为所有的女性也就仅有一种职业而已。两个女人在大街上甫一相遇，就已经有了相煎的态势。同样，两个女人在初次认识的时候，与两个男性在同样情形下相比，彼此间明显表现出更多不自然，更多硬做出来的、虚假的举止。因此，两个女人之间的相互恭维和赞扬与两个男性间相比，显得更加的可笑。更有甚者，一个男的，就算是对比他地位低很多的人说话，一般都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体谅和人性。相比之下，一个贵妇人对地位更低（但并非其下人）的人打交道时，所惯常的颐指气使、趾高气扬，却让人难以容忍。这应该是因为对女人来说等级和地位的差别，比起我们男人来更加的不稳定；并且会更容易和更快地改变和失去。对我们男人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供放进天平里；但对女人而言，则只有一样东西具有决定性的分量，那就是她们取悦的是哪一个男人。也正因此，由于她们职业的单一性，女人们彼此会比男人更紧密地抱团。所以，她们会特别强调地位之间的差别。

把身材发育低矮、肩膀狭窄、腿部短小的女性称为美丽，那就只有已被性欲蒙蔽了头脑的男人才会做得出来；也就是说，女性的全部美丽全都是因为男人的性欲。其实，我们更有理由称女性为没有美感。不管音乐还是诗歌，还是造型艺术，女性都不会真正地理解，也不会有真切地感应；如果她们装出一副了解和欣赏的样子的话，那只是纯粹为了要取悦他人而装模作样。所以，她们没有能力对任何事情怀有纯粹客观的兴趣。我认为个中原因如下。男性对一切事物都想直接控制，其手段要么是通过明白这些事物，要么是通过制服它们。但女性却总是身不由己地去争取纯粹只是间接的控制，也就是说，只是通过男性来获得这一控制，因为只有男性才对事物有一直接的控制。所以，对女性的本性来说，一切都只是手段而已——都只是赢取男人的手段。女人对所有其他事物的兴趣，永远只是假装出来的，只是一种迂回而已，亦即都是流于卖弄风情和附庸风雅。因此，卢梭早已说过：​“女性总的来说并不喜爱任何艺术，不了解任何艺术，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天才。​”​（致达朗伯的信，注释20）任何能够看透表面现象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只需观察女人们在音乐会、歌剧和戏剧演出时，女人注意的方向和特性。例如，就在台上念着最伟大的杰作里最优美的段落时，她们却是小孩子般无拘无束，叽叽喳喳个不停。因此，如果希腊人真的不允许女性观看戏剧，那他们是做对了；这样人们起码在剧场时能听到点点台词。当今，应该在“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¹之外，再补充“妇女在剧场要闭口不言”这样一条才合适，或者以后者取代前者，然后把这写成大字，挂在剧场的幕布之上。我们不能期待女性还能做出什么别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从来没有哪一位真正头脑出色的女性，在优美艺术的领域，创造过一件真正的、原创的、伟大的作品，或者总的来说，从来不曾为这世上带来某一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这一点在绘画方面尤其显眼，因为绘画的技法起码既适合男性也适合女性。因此，女性在绘画方面也同样勤奋努力，但女性却哪怕是一件伟大的绘画作品都拿不出来。这正正是因为女性缺乏客观的头脑，而客观的头脑思想在绘画艺术中可是一个最直接的要求。女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处于主观之中。与此事实相应，一般的女性对绘画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力，因为“大自然并不会跳跃发展”​。同样，华特在享誉了三百年的名著《对天才的考察》一书里，也否认女性具有任何一种高级的能力。²个别和零碎的例外并不会改变总体的情形，但女性总的来说确实是，并且始终是彻头彻尾和不可救药的菲利斯丁人，因此，由于得益于那极其荒谬的安排，女性得以分享男性的头衔和地位，女人就总是驱使男人追逐那些并不高尚的野心。更有甚者，由于女性那同样的自身素质，女人在当今的社交聚会中的把持和定调，也败坏了现代社会的交往。至于前者，我们应该把拿破仑的这些话奉为规范，​“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此外，尚福尔也说得很对：​“女人本就是与我们的弱点、我们的愚蠢沆瀣一气，而不是与我们的理性相呼应。男人与女人之间，只是表面上的同声相应，甚少有精神上、心灵上和性格上的共鸣。​”女人就是第二性(sexussequior)，亦即在每一方面都低劣一些的第二性。因此，对待女性的种种弱点，我们应施予怜悯，但要我们太过尊崇女性，却是可笑的，并且会把我们在其心目中降格。大自然在把男女分成各一半的时候，可不是恰恰在他们的中间划线的。所有的正负极中，正极与负极之间的差别并不只是质量上的，而且同时还是数量上的。古人和东方民族正是这样看视女人的，并因此更清楚女人所应有的合适位置，而我们则有着那旧法兰西的骑士风尚，还有对女性的那种荒谬的崇拜——这正是基督教日耳曼人愚蠢的恶果。女人就这样被宠惯得更加的傲慢和肆无忌惮。这不时会让我们想到贝那勒斯的神猴：那些神猴意识到享有的神性和不受侵犯以后，就为所欲为了。

西方的女人，尤其是被称为“贵夫人”的女人，是处于某种名实不副的位置(fausseposition)，因为被古人名为第二性的女性，一点都不适合成为我们崇拜的尊贵对象，一点都不适合把头抬得比男人高，得到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女性的这一名实不副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足够多了。因此，如果在欧洲，为人类的第二性重新指定其合乎自然的位置，终结那些“贵妇人”一类的胡闹，那就好了，因为对“贵妇人”一类的胡闹，不光是整个亚洲，甚至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会予以嘲笑。这样的话，无论在社会的、市民的还是政治的方面，都会带来无数的好处。撒力法规就会成为多余不需要的东西了。所谓的欧洲的“贵妇人”​，是本来就不应该有的东西。我们应该有的是家庭主妇，是想要成为家庭主妇的女孩。因此，这些女性就不至于学会傲慢自大，而是接受培养成为持家有道、谦恭待人的人。正因为在欧洲有着这些贵妇人的存在，所以，那些低下阶层的女性，亦即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与东方的女性相比，处境更加的不幸。甚至拜伦也说了（​《托马斯·莫尔信札》​，第2卷，第399页）​：​“想到了在古希腊时期的女人的状况——那可是相当适宜的；而现在女性的状况呢，则只是骑士和封建时代野蛮的残余，造作、有失自然。女性们应该关注和照料家庭，应该吃得好穿得暖，但不应该混进社交中去。女性们也应该受到好的教育——在宗教方面；但不要阅读诗歌啊政治的，除了阅读有关虔诚孝敬和烹饪的书籍以外，不要阅读其他的东西。音乐、绘画、舞蹈，不时也从事点园艺和耕种。我在伊庇奴斯就看到女人修路修得很好。或者做些翻晒干草和挤奶工作，也没问题嘛。​”

在我们一夫一妻制的欧洲大陆，结婚就意味着削减一半我们的权利和增加一倍的义务。但如果法律同意给予女性那与男性一样的权利的话，那法律也应该赋予女性那男性的理智功能才是。法律赋予女人越多的权利和荣誉——这些都超出了自然的比例——那就越是减少了本来真正享有这些好处的女性数目；并且在给予那些女性更多权利的同时，却相应同样多地剥夺了所有其他女性的自然权利。这是因为由于一夫一妻婚姻制及与之相关的婚姻法律，违反自然地给予了女性有利的地位，完全彻底地把女性视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人，而女人却又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并不如此³——由于这一缘故，那聪明和小心谨慎的男性，在要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在签下如此不平等契约之前，就会踌躇再三。⁴因此，在一夫多妻制的国家或民族里，每个女人都找到了保障，但在一夫一妻制的地方，已婚女人的数目是有限的。而无数无依无靠的女人，如果属于上流阶层的话，那就过着没用的、老处女的煎熬日子。但下层阶级的女性，却不得不从事与其身体不相适应的重活，甚至成为妓女，过着既没有幸福，也没有尊严的生活——但这些妓女，在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却是满足男性需要的必需品，并因此成为被公众承认的职业，其特有的目的就是保护那些受命运垂青的女孩，亦即保护那些已经找到丈夫或者有希望找到丈夫的女孩，免遭男人的诱奸。仅在伦敦，就有八万多这样的女性。这些女性，除了是一夫一妻制的吃大亏者，除了是摆在一夫一妻制祭坛上的活人祭品以外，还能是别的吗？所有在此提到的那些处境恶劣的女性，就是为那些欧洲贵妇人，连同其自负、傲慢所不可避免地做出的抵债。因此，从女性整个群体出发考虑，一夫多妻制其实是一件真正的好事。在另一方面，从理智上看，如果一个人的妻子受着慢性病的折磨，或者他的妻子一直不孕，或者慢慢对于他变得过老了，那我们找不出理由不让此男人再娶第二个妻子。很多人皈依了摩门教，似乎正是因为摩门教废除了那有违自然的一夫一妻制。此外，给予女人有违自然的权利，那也就是把有违自然的义务加在了她们身上，而无法履行这些义务，却让女人感到不快乐。也就是说，不少男人出于财富或者地位方面的考虑，会认为结婚并非那么合算——除非这一婚姻连带着某一非常不错的条件。这样的话，这些男人就会希望以另外别的、能够确保这一女人及其子女有一安稳将来的条件，去获得他们意中的女人。但哪怕这些条件很公道很合理很适宜，这一女性也同意放弃了那些不合比例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唯独是婚姻给予她的——但这一女性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名誉的，并且会郁郁寡欢地活下去，因为婚姻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我们过分看重他人的看法到了完全不合比例的程度。但如果这一女性对上述条件并不做出让步的话，那她就要么被迫嫁给她本人并不喜欢嫁的男人，要么就最终凋谢而成老处女，两种可能性都有，因为她要得到安置的期限是很短的。有鉴于一夫一妻制的这些方面，托马修斯那很有学识的论文《论妾》​，是很值得我们阅读的，因为人们从这一著作可以看到：不管在哪个开化的民族，不管在任何时候，直到路德的改良运动为止，纳妾成为被允许的制度，并的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律上获得承认的、并没有附带不名誉成分的制度。路德的改良运动推倒了这一制度，因为推倒了纳妾制，那就是为教士婚姻寻找正当性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天主教党派并不敢落后于他人。

关于一夫多妻制，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一夫多妻制应被视为到处都存在的事实，只是如何调控这一制度，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世上真有名副其实一夫一妻的人吗？我们所有人都起码在某一段时间，大多数情况下则总是以一夫多妻地生活。由于接下来的结果就是每个男人都需要多个女人，所以，没有什么比让他自愿或者应该说让他负起照顾多个女性的责任更公平和合理的了。这样，女性也就回到其正确的、自然的，亦即作为从属之人的位置。而贵妇人，那由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日耳曼人的愚蠢而诞生的怪物，以及她们那可笑的要求得到别人的尊崇就不再存在了。到时候就只有女人，但却没有不幸的女人，而现在欧洲全是这样的不幸女人。摩门教是对的。

在印度，女人从来不曾独立。根据《摩奴法典》第5章，V.148，女性都由其父亲，或者丈夫，或者兄弟，或者儿子等看护和照料。当然，把寡妇与其死去的丈夫尸体一起火葬，是令人愤慨的习俗，但在丈夫死后，把丈夫勤勤恳恳苦干了一辈子而挣来的、满以为是要留给自己孩子的财产，与情人一道挥霍掉，却也同样是令人愤慨的事情。​“幸福之人谨守中庸之道。​”原初的母爱，在人与动物都是一样，都是纯粹发自本能。因此，在孩子身体的无助状态结束以后，母爱也就结束了。在那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建基于习惯和理智之上的爱。但这种爱很多时候却是缺席的，尤其是如果孩子的母亲并不曾爱过其父亲。父爱则是不一样的性质，也更经得起考验，因为父爱的基础是父亲在其孩子的身上，重又认出了自己的内在自身；父爱因此有其形而上的根源。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或新或旧的国家，甚至在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当中⁵，继承财产的唯一只是男性后裔。也只有在欧洲，情况才出现了偏离，但在贵族却不是这样。男人们长年累月，经辛苦劳累而辛辛苦苦赚取的财产，到后来却落入女人的手中；而由于女人欠缺理性，这手上的财产要么短时间内被挥霍净尽，要么就是白白浪费掉。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既吓人又普遍。要避免这种事情，我们就必须限制女性继承遗产的权利。在我看来，最好的安排就是：对于要获得遗产的女性，不管是寡妇还是女儿，都应只是获得一份年金，一份经财物地产抵押所获得的、终身享有的年金，而不能遗传得到地产或者本金——除非她们没有任何男性后裔。赚取财产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所以，女人既没有资格无条件占有这些财产，也没有能力去掌管这些财产。女人起码永远也不可以自由处置那继承过来的真正的财产，亦即资金、房子和地产等。她们永远需要某一监护人；所以，她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有对其子女的监护权。女人的虚荣心，就算不会比男人的强，但其糟糕之处就是女人的虚荣心是完全指向物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虚荣女人显摆的就是自己个人的美貌，其次就是耀眼的、华丽的、奢豪的衣饰或者排场。这解释了她们为何踏进社交场合就如鱼得水。所有这些，尤其是加上女性那薄弱的理智，都让女性倾向于挥霍。所以，一个古老作家说过，​“女人天性就是奢侈的”​（参见S.布隆克，​《希腊诗歌格言》​，诗，V.115）​。相比之下，男性的虚荣心，却经常是指向非物质性的优势，诸如智力、学问、勇气，等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B 2，9)里，阐明了斯巴达人如何由于给予女性太多，由于女人拥有财产的继承权，拥有嫁妆，拥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而产生了诸多不利；而这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斯巴达的灭亡。或许对于法国宫廷和政府的逐渐腐化——这导致了第一次法国革命，而随后的动乱都是这一革命的结果——法国自路易十三以来女人那日益壮大的影响也难辞其咎。不管怎么样，女性所占据的虚假地位——那贵妇人就是其明显症状——是我们社会环境的一个根本缺陷，而这一缺陷对各个方面发挥了不良影响。

女人由其天性决定了就是要服从他人的。这可以通过这一事实显示出来：每一个女人一旦处于与其本性相悖的完全独立自主的位置和处境，就会马上依附于某一个男人，受其指挥和控制。这是因为她需要一个先生、一个主人：她若年轻的话，那这男人就是她的情人；她若年老了的话，那就是听取其忏悔的神甫。